转载此文章的理由之一是，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教育太多地关注“竞争”，而不关注“合作”。我们的教育中，几乎找不到有关“合作”的内容。同时，我们的价值观也过于单一，“出人头地”、“有钱有势”成了很多人几乎是唯一的人生追求。因此，他们相信，同时也被从小告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并因此付出一生的努力，去让自己成为“人上人”。
白岩松做客东方卫视《可凡倾听》时，谈到自己对儿子的期望，他说，“我跟他妈只会是他的观众，而不是他的编剧。我很怕我们给孩子写好了一个剧本，然后让孩子扮演这个男主人公或者女主人公，然后你做导演，我不会。”他的这个育儿观，或许可供那些整天为儿女规划未来的父母参考?
转载理由之二，是因为有感于文章中引用的如下文字：
“中国家庭教育的痛苦是女人式的痛苦；中国家庭教育的焦虑是女人式的焦虑；中国家庭教育的混乱是女人式的混乱！中国的家庭教育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父亲的理性思考和呼声，失去了男人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报道《扭曲的母亲》中有这么一段开场白。一言中的。焦虑症，被教育大众化裹挟，在中国母亲群体中蔓延扩散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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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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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世界的眼光和观念，正出现微妙的变化。
歼－20隐形战斗机如破壳之雏鹰跃跃欲试地拍动几下翅膀，在美国便被视作大鹏展翅俯冲直下。1月16日，《纽约时报》高调亮出时评《中国学校赢得胜利？》，警世般地呐喊：“中国教育体系的崛起及其蕴含的学习热情”比隐形战机更具威胁。何出此言？由头是2009年展开的第四届国际学生评估（PISA）。在阅读、科学和数学全部三项测试中，首次参赛的上海15岁学生均雄踞榜首，而美国仅排名第17、第23和第31位。经济崛起利于万户，教育腾飞则功在千秋。于是，典型的美国人忧患症全面发作，奥巴马在1月25日的国情咨文中竟然悲壮地抛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的断言。
PISA结果于去年12月7日全球发布。参照前三届排名，美国中学生的“差生”形象尽在预料之中。为此，小布什执政初期便出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促进政策。尽管此举实施有失偏颇，尽管美国人对笑到最后拥有狂妄般的自信，但美国公众必须为测试失利讨个说法，面子使然。
农历虎年岁末，美国庆幸地抓住了虎尾。1月11日，企鹅出版社推出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自传《虎妈战歌》。1月8日的《华尔街邮报》撷取片段，以《为什么中国妈妈更胜一筹》为题醒目刊发，并特意附上此次PISA排行榜。一石激起千层浪，书评与报道目不暇接。新书尚未上市，蔡美儿俨然已是公众人物，还荣登电视现身说法。报社网站留言板上的舌战更趋白热化，且飞短流长，蔡美儿竟然屡遭死亡威胁。1月3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甚而以此作封面话题，惊呼“国家身份危机”，并再度揭开PISA重创后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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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儿梳理了中国父母育儿三大“成功法宝”：对孩子自尊心置之不理，孩子须孝顺父母，孩子需父母指引。尤其是中国母亲，认为子女生来拥有“强大”的内心，斥责甚或威胁遂成惯例。蔡美儿拿出十项禁令来圈养孩子，偶尔还剥夺孩子基本生理需求。
“中国式家庭教育”竟如此蛮横如此暴虐如此奴役？恶性竞争者注定出局，美国公众大为释然。
我们国内外舆论界普遍认为，上海学生以超额的学习时间，汗水加泪水来换取PISA辉煌。对此，笔者并不苟同。在65个参赛国与地区，就校内校外学习时间总量而言，上海排位第14和第9名。以此代价来赢取殊荣，性价比不低。在2月1日《法兰克福评论》的特约稿中，笔者指出，集全球专家研制的PISA方案，百密而一疏，疏忽的是家庭因素。2009年《闵行区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报告》表明，仅有22.79%的学生视老师布置的作业数量多难度大，却有78.21%的学生直指父母为“增负”推手。家庭成为更严酷的学校，母亲充当更严厉的老师，这才是中国学子决胜沙场的秘诀。“虎妈”绝非杯弓蛇影。
“虎妈”可谓一语双关，蔡美儿属虎，又在农历虎年岁末出书，而其育儿经全然是虎啸虎威式的，“悍母”在美遂成为“中国妈妈”的代名词。就在前不久，网上流传着一则题为《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的帖子，怒斥贪恋攀比的“中国妈妈”：“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中国妈妈’永远是以别人为标杆，然后让子女去达成妈妈心中的目标。”
又见“徐母”！
2000年1月17日，金华17岁学生徐力弑母，此事堪比中国教育大地震。笔者当年曾在德国媒体发表整版文章，对此加以评述。
当然，徐力弑母纯属极端案例，蔡美儿亦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被无端妖魔化，毕竟大多数中华母子母女相安无事和和美美。由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展开的“母子沟通”调查也证实，八成母亲认为亲子沟通较为充分；然而，这些母亲们也承认，这种沟通总不见效，孩子对自己往往敬而远之。
那么，我们能不能不为美国一哄而上的舆论所左右（现在发现西方舆论也常常一哄而上，大约也与商业机制的推动有关吧），既不“跟着跑”，也不“对着干”，而能借此契机，对现实的亲子关系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呢？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将“虎妈”与“徐母”结合在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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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育的痛苦是女人式的痛苦；
中国家庭教育的焦虑是女人式的焦虑；
中国家庭教育的混乱是女人式的混乱！
中国的家庭教育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父亲的理性思考和呼声，失去了男人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报道《扭曲的母亲》中有这么一段开场白。一言中的。焦虑症，被教育大众化裹挟，在中国母亲群体中蔓延扩散恶化。
中国特有的农耕文化孕育了勤于精耕细作的男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躬耕乐道。相夫教子的女性，肩负起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使命：体面地生活，光彩地繁衍生息，就是说，基于“差序格局”的中国传统反哺式代际更替机制全然由女性来肩扛。对此，中国女性“甘之如饴”——既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窘迫与无奈，亦为一种文化惯性下的怡然自得。
苦尽方才甘来。正如在徐力看来，“母亲活在世上太可怜了，整天为我的学习操心，如果母亲死了，可怜的母亲也就可以解脱了。”中国母亲盼望体面地生活并光彩地繁衍生息所产生的焦虑，连同因父性缺失而造成的恐慌，被一并倾注在育儿行为上了。尤其是自科举取士以来，士“尽入吾彀中矣”，全民沉迷于“学而优则仕”，痴情于封妻荫子，而忘却了指向“内圣外王”的成人之学与君子之道，功名仅被用以支撑体面与光彩。而体面与光彩永远是相对的，所以，攀比渐成“中国妈妈”的恶习，为此甘愿砸锅卖铁；所以，“中国妈妈”的聚会每每演变为心照不宣的暗斗；所以，徐母窥探儿子的日记，接听儿子的电话，监视儿子的行踪，习以为常，且义正词严；所以，徐母在生命最后但也是日常反复唠叨的话是：“我告诉你，考不上大学，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考大学的机会，期末考不到前10名，我就打断你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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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位校长私下向笔者坦承：好学生与其说是名校栽培的硕果，不如归结为家庭教化的成就，而每个好学生背后必定站着一位焦虑的母亲。好学生徐力所就读的，是创建于1925年的老校名校。
后现代主义视学校与囚牢仅一步之遥。作为更为严酷的学校，家庭与地狱颇多相似之处。
在看守所，“知心姐姐”卢勤探望了刚遭拘禁的徐力。当天，卢勤为金华学生及其父母讲演。会后，一名初二女生缓步上台，满脸沉凝地对卢勤说：“我看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对徐力事件的报道。我当时就对我妈说：‘妈，我怎么越看越觉得您像徐力他妈呀？’我妈说：‘那你也用铁榔头把我打死算了。’我对她说：‘我不会像徐力那样把您打死，可您的确很像徐力他妈！’”
更多的孩子也敞开心声说：“我的家庭有徐母！”
此番，蔡美儿尽管以美式的叙事和耶鲁的光环以及法学的理性来塑造一个轻喜剧式的“徐母”——虎妈，忧患的美国人却始终无法读懂焦虑的中国母亲。
《虎妈战歌》是原版书名，几近同时现身的中文版则取名为《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美国人视之为战书，惶惶然；中国人奉之为宝典，欣欣焉。
“徐母”，犹如一把无柄之剑，威慑了美国人，却割伤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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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法院判决当日，徐力家的39位街坊邻居联名致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恳请从轻量刑，其中24位是40－60岁女性，这些为人之母者感动了法官，撼动了判决。
2006年，徐力提前出狱，现已是企业中层干部，开启崭新人生。
2008年，《上海中小学生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抗逆力研究》显示：“考试失败或不理想”对学生的负面影响远超“丧亲之痛”。
2009年，《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学习意识与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指出：82.1%的中国高中生表示，父母平时最关心成绩，此为父母首要大事。同年，《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揭示：66%的妈妈赞成“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信奉“起跑线始于十月怀胎”的妈妈，占43%。
2010年，《中国青年报》刊发一位自称开明的一年级学生母亲的公开信《我为什么忍不住对孩子“施暴”》；当年元旦，一位名牌大学的浙江籍毕业生，因痛恨望子成龙的母亲横加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最终挥刀捅死母亲，在他眼中，母亲“关心我，但关心过度”；就在此案发生前半个月，2009年12月13日，陕西镇安县云盖寺镇一名初二学生谋杀母亲，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妈妈，请您尊重我的意见，还我一片蓝天吧”。
据新年年初发布的《上海中小学生安全情况报告》，去年共有八名学生自杀身亡，其中六人是因为与家长发生争执或不满家长的管教方式，二人是由于情感或学业压力。
“徐母”之痛尚在，“虎妈”之争犹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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